我只是签了三次名字。
1937年，巴黎。剧场后台那扇门通到国家图书馆，本雅明让我在借阅条上写“何发”。下面垫着复写纸。我嫌第一遍不清楚，又描了两遍。纸张拱起来，三个巴掌大的我从桌边翻身落地，其中一个还扶了扶眼镜。
“原件留下。”它说。
我说我就是。三个纸人互相看了一眼，认定我体积太大，显然是放大的劣质翻印。它们爬上我的袖子，朝桌角的压书器拖。我向本雅明求救。他先把自己的一叠卡片拿远，才拽住我的另一只手。
“别再签。”他说。
已经晚了。我刚写完一张证明，证明何发确为何发。又有两个我站起来，加入鉴定委员会。五个何发一致通过：把大的压平。
我说这是暴行。它们说这是保存。一个拿尺子量我的肩膀，另一个掏出不知道从哪儿复制来的午餐券，宣布先吃饭再执行。我趁它们争论午餐券能不能复制，把手抽了回来。
本雅明要我把纸人按出现顺序排好。我说它们已经成立委员会了，恐怕不再接受编目。桌底传来鼓掌声，最薄的那一个当选了主席。
我想起自己是做剧场的，于是把红色票根架在两支铅笔之间，又用废纸折出一个有侧幕的小舞台。我宣布：今晚只演原件，复制品不许上台。
五个何发立即冲上去，谁也不肯排第二。它们挤在台口，抢着用我的声音介绍自己。我拉开纸帘，本雅明趁机把两边侧幕合拢，整个剧场啪地折成一本薄册子。
里面仍在演。一个我忘了台词，另一个立刻指出它没有资格代表何发。我们用杯子压住封面，声音才小下去。
我正准备谢谢本雅明，发现票根不见了。最薄的那个从书脊溜出来，夹着红票根，正往门锁的钥匙孔钻。我赶紧追过去。它回头说：“有票吗？”
我没有。它进去以后，把门从里面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