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破仑把地图对折，前面的路立起来了。马停住，车停住，我扑上去抓住一截路边，不然就要从俄国掉到桌子下面。
1812年十月，我们正在离开莫斯科。我从后台出来，原想问化妆间在哪里，一个军官把地图塞给我，叫我拿稳。地图没多重，里面的世界很重，拿破仑还在不停往上加命令。
“折一下，能少走多少？”他问。我说不知道，最好别试。他已经折了第二下。远处的车队从天上垂下来，车轮仍认真转着。一个士兵的帽子落到我们面前，接着是我自己刚才的一声喊，迟了半拍才到。
他很满意，说现在近多了。我指着挂在半空的路问，近哪儿？他低头找地名，大拇指遮住了一座城。我请他挪开。那座城松了口气，烟囱里喷出一小团烟。
我试着把折痕抹平，泥路就跟着降低一点。拿破仑按住另一角，怕我把刚获得的距离又弄丢。我们各拽一头，道路变成一个巨大的口袋，车和人全滑向袋底。我赶紧松手，口袋弹起来，把我俩挂到了地图边框上。
我们吊在那里，下面是纸背的空白。拿破仑仍想伸手指挥。我说先抓牢。他说他的军队在等。我说我的手也在等，已经等不动了。
他终于用两只手抓住边框。我摸出那张红票根，打算写求救，又发现一个字也没处寄。我们只好一起晃，像两个很不体面的钟摆，第三下才够到翘起来的纸角。
“拿东西压住！”我喊。他摸了摸口袋，拿出一封信，太轻。摸到帽子，又迟疑。我说它现在比你的头有用。他把帽子往下一扣。
路慢慢铺开，车轮重新碰到泥。我趴着推平最后一道褶，喘得说不出话。帽子却越长越大，在路口鼓成一座黑山。军官跑过来问，这座山叫什么。
拿破仑看着自己的头，没说话。我替他拿着地图，不敢再折，只好举过头顶一路走。远处有只鸟飞下来，开始在那座帽子山上筑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