摄影机一响，银幕里的我就站了起来。
我还坐着。
1964年，纽约银色工厂。沃霍尔让我少动，可银幕里的何发显然没收到通知。他整理衬衫，朝我做了个请起立的手势。我想抬手，手却越来越重。他倒越来越灵活，一脚跨过银幕底边，踩进房间，鞋底还拖着一截白光。
“坐回去。”我说。
他伸手把我的话拨到一边，坐了我的椅子。银幕立刻像床单一样兜住我。我抓着边框，身体一点点变薄，鼻子在侧面消失了。这时我才想起，片子不收音。我张嘴喊，房间里只有机器响。
沃霍尔凑近看看，又退后调整机位。
分身指着我，像在要求换掉一个不称职的道具。我从银幕里伸出胳膊，够到椅背，想把他拖回来。他顺手把外套挂到我的手上。这个何发已经比我更适合纽约。
我摸口袋，里面的东西也全薄了，只有红票根还硬。趁沃霍尔往旁边看，我用票根挡住镜头。屋里咔哒一声，所有交换都停了。我有一条腿在银幕内，一条在外，分身正准备翘腿，只能僵在那里。
“缺一段。”沃霍尔说。
我在票根背面写：先把我放出来。
他拿过纸，看完点头。我试着移开一点票根，分身立刻活动。我又盖住。他的笑僵在半边脸上。这样试了三次，我们终于谈妥：白天他替我坐，晚上我出来，名字一人用一半。
沃霍尔把胶片盒写成“HE / FA”。分身对署名顺序不满意。我提醒他，他刚才连一个字都没说。沃霍尔指了指摄影机，意思是我也没有。
换班时，我终于从银幕里挤出来，先活动鼻子，再活动肩膀。分身在里面坐好，学会了比我更不耐烦地看表。我刚准备走，房间另一头响起第二台摄影机。
我和银幕里的何发同时回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