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在前面

我拍一个人，常常也是在向他提出请求。请他留下，面对镜头，再说一遍，或者暂时成为另一个人。他怎样回答，以及我怎样处理这个回答，都会影响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摄影机记录这次回答，也已经参与了这个请求。

这本书从这里开始。

P4是我持续开展摄影、剧场与影像实践的地方。《人类投降派》把排练、演出和共同工作的过程带进电影。参与者在里面表演，也会对表演提出意见；有人要求继续，有人想结束，导演的称谓会落到不同的人身上。演的东西和正在发生的事挤在一起。辨认它们，需要比“这是真的还是假的”更细的眼光。

我关心艺术怎样改变人与人相遇的条件。一个角色能使人说出平时难以出口的话，一项共同任务能使陌生人开始相处，一块布能把离开变成众人看得见的动作。这些安排确实有用。它们让某些事情发生，却不能规定这些事情对每个人意味着什么。

问题也由此变得尖锐。我为一次相遇付出了时间，又为它安排了形式，是否就更有理由期待对方给出我想要的回答？我留下了一个人的影像，是否就比别人更理解他？一段经历终于成为电影，是否就能证明当时的一切都值得？

这些问题首先指向我自己的工作。艺术家很容易把自己的愿望写进别人的任务，再把任务的完成理解为愿望已经得到回应。拍摄所留下的东西，可能比这更少，也可能完全不同。

书中的“关系生成”，指向一种具体的变化：共同活动使人获得、失去或改变了行动的位置。原先只能回答的人开始提问，原先执行任务的人开始修改任务，原先被观看的人要求观看者说明自己。变化有时很小，却会使下一步无法照原样进行。我的兴趣在于这些变化怎样发生，又怎样经过取景、声音和剪辑，成为陌生观众可以理解的电影。

因此，写关系也必须写形式。现场的复杂不能替一部电影辩护。观众没有参加过那次排练，不认识每一个人，也不欠创作者与现场等长的时间。电影要使他们看见什么，需要自己完成。

我希望这本书保留这种双重要求：对作品作出明确判断，同时给作品里的人留下继续生活的余地。人的开放不能成为形式松散的借口；形式的完整也不应被拿来完成一个人。

后面的九章从照片写起。先看一个人怎样进入镜头，再看角色和任务怎样使相处发生，最后看这些经历怎样被剪成电影。没有必要先接受一套术语。书里的判断，应当能从那些照片、话语、身体和物件中读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