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　谁能叫导演下场

“我们有四个导演在场上。”

《人类投降派》的公开演出中，子丑把导演数了一遍：真正的导演、电影里的导演、戏剧里的导演，还有一个“不知道哪来的导演”。很快，我评价表演太差，对Ricky说：“直接下去吧做个观众。”他回答：“为啥 我就不下。”^[5-1]

“导演”这个词突然不够用了。几个人都可以拥有它，一个人下达指令，另一个人仍然可以不接受。称谓没有替他们完成接下来的行动。

我对这段话的兴趣，在于评价如何变成安排。说一个人演得差，是对表演作判断；要求他下去，则要改变他在现场的位置。他从此还能不能说话，其他人是否继续，都被这句话牵动。“做个观众”在这里也带着具体后果：观看被用作退出表演的替代位置。观众身份本身没有低人一等，但在这个发言里，它是由别人分配的。

Ricky随后说：“我知道演的太差了，可是你就是让我演这戏才来的。”^[5-1] 他没有只在表演好坏上争论，又把自己为何来到这里提了出来。一个人受邀参加，投入时间，承担角色，此刻忽然被要求下场。邀请和评价碰在一起，原来的安排需要重新说明。

这使场面多了一件正在发生的事。人物继续演戏，也在争论这场戏该怎样继续。

2023年公演后，孙甲瑞从自己的位置记下了对这场演出的感受。他觉得演出陷入停滞，向于彬把它推了下去；我出现，认为这样不好，让她下场。他接着写：“我知道何发是在演，但我也是真的想反驳，这样很好，这样就很好。可我已经没有力气了。”^[5-2]

甲瑞的“这样就很好”，还提出了与我不同的尺度。我认为表演需要中断，他觉得刚刚出现的东西值得继续。两种判断没有因为我们同在一部作品里就合成一个判断。我不能借助导演身份替他完成理解，也不能事后把他的反对自动称作作品所需的精彩材料。

我愿意把这一点保留在书里。共同创作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部分，常常出现在别人不肯按我的解释理解它的时候。那种分歧使我无法独自决定，我们刚才究竟做成了什么。

P4所做的尝试，是让原来的岗位能够变化。2023年的制作说明里，我写演员可以成为导演，摄影师可以成为演员，记录者也可以行动，表演者也可以观察。^[5-3] 这是一种工作愿望：同一个人不必永远被锁在同一种用途里。记录者来到镜头前，需要用自己的身体承受此前看见的困难；表演者参与组织，也能提出自己要怎样出现。

这种变化的价值，取决于它有没有改变具体的下一步。如果一个人只是被叫作导演，却无法改变任务、提出删改或拒绝继续，新的称呼没有给他多少余地。一个人既拍摄又表演，也可能承担了更多工作，并没有得到更多决定的机会。

因此，岗位的移动需要有人回应。一个人提出不同的做法，其他人得为它留下时间；一个人说现在做不到，现场不能只把这当作需要克服的表演障碍。共同创作的尺度藏在这里：别人的出现是否能使我原来的安排发生改变。

这不要求每次争执都以让步收场。有人仍须决定场面怎样推进，彼此的意见也可能无法兼得。判断要落在争执的内容上。Ricky提出受邀而来的理由，甲瑞认为向于彬已经使停滞的场面继续，这些都是可以讨论、也可以反对的具体意见。把他们归为服从或不服从，会让真正的问题消失。

这里也有创作的收益。原来的计划未必容得下一个人的全部能力。他可能在被分配的角色之外提出更好的办法，也可能指出大家已经习惯、因而不再察觉的问题。若所有变化都得先被发起者想出来，其他人只是增加执行的人数。共同工作的意义，在于我也可能跟随一个原先没有想到的方向，并在其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事情。

“谁能叫导演下场”也在问我自己。演员可以被中断，导演的安排能不能同样被中断？摄影者想获得一个画面，被拍的人能否使他改掉这个愿望？

这些问题不能只靠拍到摄影机、让导演出现在画面里解决。我可以把自己放进作品，同时仍然决定别人怎样被看见。暴露自己的存在，只让位置可见；下一步还要看，这个位置接受什么样的反驳。

公开演出中，判断和拒绝至少已经被说出。它们给电影留下了不同于完整表演的材料：一个场面怎样被叫停，一个人怎样为继续留下来辩护，一个参与者后来又怎样写出当时未能充分表达的反对。电影可以把这些不同时间里的东西放在一起，使导演当时的判断不再是唯一入口。

但我也要承担一个无法由共创抹平的区别。现场有很多人，成片仍然经过选择。谁获得更长的持续，谁的迟疑被留下，一句反驳接在哪个画面之后，都会影响后来者怎样理解这次争执。哪怕每一段素材都真实发生过，它们的排列仍然出自具体的决定。

创作过程中的开放，给剪辑提出了更难的工作。保留一场争执，可以让不同判断彼此抵触；也可能经过安排，只剩下作者显得宽容、其他人显得难以合作。影片放进了反对者，不等于它认真保留了反对的理由。

我能提出的要求是，让这些理由仍然能够被辨认。Ricky为什么不下场，甲瑞为什么认为“这样就很好”，不能全部被转化为场面的情绪。后来观看的人应有机会据此不同意我。这种可能性并不削弱作者的工作，它要求作者把选择做得更准确：我在这里保留了什么，又使什么失去了回答的机会。

一部共同创作的电影，不会让每个人成为同一个作者。它可以使不同的人在作品里继续保持不同。导演仍要作决定，却不能拿自己的决定替所有人结束这场争论。